彭洋 http://news.39.net/bjzkhbzy/210716/919250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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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市秘密》作者：土哥涅夫设计：徐世明/编辑：王叔、大倾城、尤可摄影：王叔、子夷特别鸣谢：金宝花、叶红红、李云雷、程家安、
网友“一花一世界”提供宝贵的城市记忆
“武林不武”系列已经写到了第三篇，我们本以为触动到的仅是这条路上曾经或者现在住客的神经，却没想到网友给我们的反馈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，让我们一下子对这条路的知识储备溢出“屏幕之外”。比如城秘有位读者“潘丹”，在他日本留学期间发现杭州的”武林“还曾漂洋过海。出于对家乡的思恋，他经常会上网搜寻关于杭州的资料，没想到搜出了一个连许多日本人都未必知道的秘密：日本姓氏“武林（Takebayashi）”竟是源自杭州——为主报仇的“赤穗四十七浪士”中的武林唯七，其祖父孟二宽（官）是孟子61世孙，大明杭州人士，万历 时被俘，因通医术而在浅野家当了武士。为纪念家乡，改名为“武林”。在此之前，东洋并没有“武林”这一姓氏；在此之后，日本多了一脉来自杭州的基因。赤穗浪士的故事通过歌舞伎“忠臣藏”等艺术形式的传播，在日本家喻户晓，甚至还被写入历史教科书。时代总有他不可告人的用心，再走一遍武林路，路边的橱窗模特变换了模样还在和我们招手；褪去光环的大师们温良谦恭地走出环城西路20号一路远去；也有些人曾风尘仆仆从大江南北而来，为了整齐划一的青春梦想，用她们的歌曲、舞蹈、曲艺一点一点地往人心里钻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明星。他们的青春如炬，曾照亮这条路。即使时光已逝，可行至不惊处，回看皆芳华。武林路与长寿路的交汇口，南北面对面，各耸立着一栋高楼。北面那栋的墙上镶着“时尚女人街”，它与南边的海华大饭店犹如两个巨人，昼夜凝视着这条路，也定义了它的气质——时尚与商业。漫步武林路，随处可见名为小仙奴、MIMA、爱巴黎、左久间等的女装店铺。在年青一代的意识里，“女装街”仿佛就是武林路的代名词。即便上了年纪的“老杭州”，也只有在逛武林夜市途经沙孟海故居时，才会偶尔想起，这一带曾是杭州文化团体、机构和名人的汇聚地。武林路是一条很“文气”的路。比如安吉路实验学校对面的江山弄，走到底，拐入灯芯巷，面向延安路的巷口，有一片不大的绿地。绿地中央有座八角亭。如果不是一旁“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”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两块牌子，估计刚从凤起路地铁站钻出来的匆匆行人，都不会留意亭子中间玻璃罩起来的经幢——它便是杭州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、大名鼎鼎的龙兴寺经幢。▲龙兴寺经幢，距今已有年。幢身的每面均刻有《陀罗尼经》。图片由章胜贤老师提供。▲朱家济先生提及龙兴寺经幢的手稿。图片由章胜贤老师提供。
“城市秘密”去的那天，因为临近中秋，正巧遇上一位老奶奶在经幢旁焚香、烧锡箔，而经幢外罩的座基上，还端正地摆放着八个月饼。老奶奶很虔诚，完全没有理睬周遭的路人，犹如寺庙中的香客，自顾自地做着佛事。▲龙兴寺经幢现照。城秘摄影子夷去拍摄时，碰巧看到了一位正在绕圈念经的李阿姨（右上图），她每天早上三四点都要绕着念经走步。亭子里的柱子上挂着不少贡品，还有插香的（城秘提醒：为保护古物，请减少焚香小心火灾）。恍惚间，当年龙兴寺鼎盛时千人敬香、万客礼佛的场面扑面而来。没错，60年前，这一片曾有过一座规模不小的龙兴寺。据宋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，该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二年（），最初名叫“发心寺”。唐神龙三年（），改为“龙兴寺”。此后历经数度兴废。年扩建延安路时被完全拆除，仅存经幢还矗立在那里。▲在《民国十四年（年）杭州市区街巷图》中，我们还能找到以龙兴寺命名的街区。
▲杭城延安路灯芯巷口，龙兴寺旧址。图片由章胜贤老师提供。
龙兴寺的被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波澜，甚至破旧立新还被当作时髦。但回头来看，它的消亡似乎像是个隐喻，暗示着旧文化的渐次退场，与新文艺的全面登堂。在这一退一进之间，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，有的荣耀，有的浮沉，但最终都成为时代的过客。年5月11日的《浙江日报》上，刊发了一则短讯《浙江省建立群众艺术馆》，提到：文化部为了加强对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领导，参照苏联的经验，决定以北京市和浙江省为重点，试建“群众艺术馆”。省文化局遵照文化部的指示，在原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、美术工作组和浙江群众艺术学校的基础上，建立“浙江省群众艺术馆”。▲浙江日报年报道，图片由李云雷先生提供。与通常印象里，群艺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“原创”不同，事实上，早在民国时代，就已有了类似的民众教育馆。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官方社会教育机构，民众教育馆在改良民众文化、塑造公民观念等方面，发挥过积极作用。像新浙派绘画的重要奠基人余任天，就曾任职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。时至今日，民众教育馆仍存在于对岸，是当地文化部门的下属机构。几年前，省群艺馆的李云雷先生等人去台北交流，还曾造访过台北民众教育馆。作为共和国最早建立的省级文化馆之一，浙江省群艺馆最初在外西湖26号办公。后来搬到了位于武林路71号的现址，从此再也没有挪过窝，成为根植武林路的一道文化地标。
▲群艺馆现照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曾经居住在附近的城秘王叔以及他武林路小学的同学们，经常可以进入剧院，看见剧院舞台上在排戏。通常都是配合时事政治的戏文，比如，那时候海峡两岸关系紧张，舞台上就可以看见讲述东海前线民兵抓捕“美蒋特务”的戏。后来美帝国主义悍然侵略越南，就有了《椰林怒火》这样的戏。不独群艺馆，当时的武林路一带，聚集着大批文化机构、艺术团体。除了《武林不武（上）》中提到的环城西路20号省文管会大院，在孩儿巷，有浙江歌舞团、浙江越剧团、浙江话剧团——时隔多年，曾经的浙江民间歌舞团舞蹈演员叶红红，仍清楚地记得，那时几个剧团相互串门，彼此观摩的场景。而群艺馆后门的建德路，矗立着浙江省艺术家的首脑机构“浙江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”以及东海杂志社。东海杂志社就曾走出过“金牌出版人”杭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敏等，当年就是她参与发起了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，并慧眼识珠从多篇文章中发现并捧红了韩寒。而建德路北头拐弯，就是浙江省文化局机关。之前，“文联”是评定联系和指导艺术家创作的机关。加入省一级文联专门协会，有着严格的规定。比如，书法家，需要参加三次省级以上书法展览。方可加入浙江省书法家协会。而市一级的“文联”，则唤作“文艺工作者协会”。加入省文联，意味着你从“文艺工作者”进阶为“文学艺术家”了。建德路浙江省文联机关，曾经藏龙卧虎，在此担任专职协会秘书长或者更高管理职务的，本身就是著名艺术家。比如，曾经的浙江省书法家秘书长朱关田、杨西湖。张华胜，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，分配到东海杂志做美术编辑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一直升任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，分管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。马云父亲马来法，退休前就在里上班，是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。马云就因为这个关系，租用了环城西路省文联的房子，开办了“中国黄页”。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睒睒，他曾在省文联参与基建管理工作。拐进遂安路，那里是省文化局的“地盘”，其员工宿舍，则集中在左近的开化路。一位曾经居住在此的老街坊“一花一世界”回忆，那时开化路两侧共有9个墙门，其中2号、6号、9号是省文化局宿舍，8号为杭州市文化系统的宿舍。
“过去我们家在开化路7号，小洋房坐西朝东。对面6号门墙是一个四合院，里面住着省文化局局长丁九，和文化局一位姓鲍的秘书，共两户人家。丁九长得很儒雅，一看就是个气质很好，又有文化的老干部。虽然官当得挺大，人却很低调。平时出去开会，轿车从来不开到家门口，而是停在教场路上，丁九一个人悄悄走出去，免得打扰街坊。”
▲根据城秘读者“一花一世界”描述手绘，插画青征魚QZY。单位在此，文化人也就自然比邻而居，走路上班这才是最好的工作状态。单一条龙游路上，就住着教育家郑晓沧（6号）、书法家沙孟海（15号）、作家陈学昭（17号）。尤其是龙游路15号，曾先后有潘天寿、陈训慈、沙孟海等名人在此居住。沙孟海一家自年搬进15号的“若榴花屋”，直到年迁往庆丰新村，这一住就是将近40年。在此期间，无论外面风云怎样变化，寓所内的沙孟海始终潜心著述，其艺术成就也日臻化境。而在教场路开化路口东侧，现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位置，当时住着知名越剧演员金宝花与裘大官。至今，程家安仍对金、裘两家所在的那排黄房子印象深刻。这位曾担任四校合并前浙江农大最后一任校长的老教授，一生的大部分辰光都在教场路度过。其父程居源，年生，十七八岁银行学校毕业进入中国银行杭州分行。20岁出头，成为著名银行家金润泉副手。年退休后，与汤元炳先生组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，任总经理。说起家事，他最自豪的是程家曾在西湖边造过两栋别墅。第一栋位于南山路上，年建成，年搬出，现为西湖新天地；第二栋便是教场路27号的这处，年搬进，年被拆除。后来在他家及旁边26号的土地上，建起了如今的浙江省文物局大楼。“文革中，有关单位在我家朝南的花园里盖了一排长约20米，进深5、6米的房子（下图1区域），作为职工的过渡房。改革开放后，这排房子被我侄儿的同学租去，开了家江南春饭店。可以说，我是亲眼见证了教场路民营餐馆的兴起。”▲程家别墅的平面图。图片由程家安先生提供。说这话时，程家安正安详地坐在浙大华家池校区的家中，而金宝花等人也早已告别舞台，迁居别处。但一聊起往事，尘封的记忆就如打开的盒子，收也收不住。对他们来说，武林路、教场路、开化路、孩儿巷……这些地名背后不只有回忆，更浓缩了自己的艺术人生。任时光汏洗，只会历久弥新。“解放初，因为原来的剧团迁往西安，我不愿意去，便跟裘大官从上海来到杭州。后来由于屠笑飞的关系，结识了浙江越剧实验剧团的主任。听说进实验剧团唱戏就算参加革命，我们便毅然加入了。”▲金宝花老师给城市秘密讲述她的故事。金宝花所说的浙江越剧实验剧团始建于年，是浙江首批干部编制的越剧队伍，年经整编成立浙江越剧团。
越剧团最初的成员有屠笑飞、金宝花、钱鑫培、裘大官、王爱勤等，后又从上海、杭州等地吸收了姚水娟、张茵、应菊芬、吴剑芳、姚桂芳、王列、钟凡、陈文君、康怡等一批演员，与主胡贺仁忠、司鼓沈根荣、舞美裘云飞，以及越剧、昆剧老师马潮水、姚传芗、沈传锟等人，成为继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之后，全国第二个具有较强实力的国营剧团。兵强马壮，自然好戏连台。整个50年代，是浙江越剧团发展的黄金时期，不仅演出任务不断，还代表国家，先后为波兰、瑞典、罗马尼亚、捷克斯洛伐克、东德的文化代表团表演《梁祝》，为缅甸文化代表团演出《秦香莲》。
年，作曲家陈刚、何占豪根据越剧音乐旋律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同年，浙江越剧二团作曲家周大风创作了《采茶舞曲》。两首乐曲脍炙人口，绵长动人，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。
年，由薛莺、金宝花主演的《庵堂认母》，在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剧本改编二等奖、演出奖、导演奖、音乐奖；年，香港华文影片公司来杭州拍摄彩色越剧电影《西厢记》，剧团骨干金宝花、张茵、高佩、屠笑飞分别出演张生、崔莺莺、红娘和崔母。影片在港台星马及东南亚地区公映后，市场叫好不绝。金宝花因此被评上先进工作者，并入了党。▲金宝花老师所赠《西厢记》越剧电影光碟。
也是那一年，年仅十六岁，还在温州念书的叶红红登上了前去省城杭州的火车。由于形体出众，她被刚组建不久的浙江民间歌舞剧团（浙江歌舞团的前身）选中，成为浙江第一代专业舞蹈演员，从此开始了60年的舞蹈生涯。▲叶红红老师，气质与风韵犹存。
歌舞团当时在孩儿巷一处大宅院里，由省文化局副局长史行直接分管。团里对学员规定很严，不准谈恋爱，同时采取淘汰制，竞争激烈。“那几年歌舞团不断地招新人，又不断地淘汰旧人，跟我同一批进团的5名温州学员，后来走了4人。”史行，年加入延安鲁艺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延安鲁艺话剧团导演。解放后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，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，代局长党组书记。史行，艺术造诣深厚，十分重视对年轻演员的培养。著名越剧艺术家茅威涛，曾经多次谈起史行对她们的关怀。史行的儿子，导演史践凡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年进入浙江电视台，年导演了著名电视剧《鲁迅》。史践凡的女儿，史兰芽，也曾经活跃在荧屏。辛苦的练功之余，逛街成了学员们难得的休闲，至今，叶红红仍记得那些阳光灿烂的周日：“我们几个小姑娘，穿着汗衫、灯笼裤，搭肩搂腰，穿孩儿巷，过中山北路小路，去众安桥买吃的。一路上回头率表太高哦。但我们只管自已嘻嘻哈哈、吃吃喝喝，烊糖糕儿、甜酒酿、糯米卷儿……每一样都吃得很开心。”▲年，叶红红摄于中山北路和众安路交界口“红艺”照相馆。拍完后，店老板觉得挺好，就放大展示在厨窗中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
年，浙江民间歌舞团根据周大风创作《采茶舞曲》编排舞蹈。叶红红因为技术过硬，入选成为跳采茶舞的演员。这支舞蹈后来被作为接待外宾或中央领导时的保留节目。作为第一代采茶舞曲舞蹈演员，叶红红也由此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中央领导。“当时中央首长经常来杭州公干，工作间隙会在汪庄、刘庄或杭州饭店等处安排舞会。”据叶红红回忆，在她接触过的中央领导中，周恩来的舞跳得最好，而且为了照顾大家情绪，一首曲子进行中，周往往会带不同的舞伴各跳一段。相反，陈毅则常常戴副墨镜坐在一旁，不怎么跳。不过最让她难忘的，还是与毛泽东的那次跳舞。“毛主席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叫叶红红。主席点点头，用他的湖南话又重复了一遍：哦，横横。”▲周恩来在后台接见演出结束的演员，后排右三为叶红红。
事实上，不止歌舞剧团与越剧团，“文革”以前，整个武林路一带的文艺氛围始终很活跃。文化人之间的走动也非常热络，这几年，“城市秘密”先后在几大拍卖会上，见到过盖有“英田张茵珍藏”印章的程十发、潘天寿、赵朴初等人的字画。越剧演员张茵气质极好，她的先生张英田，曾担任过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。在当时，像她们这样的艺术家与文化官员之间的结合非常普遍。那些年，虽然国民经济一波三折，但各家文艺单位的日子却过得相当滋润。像金宝花这样的剧团骨干，当时享受的是5级工资待遇，与省委书记平级，每月块，而张茵更多，达到元。难怪他们有能力每月花30块钱（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全部月薪），在教场路10号租下一层。相比这些新文化工作者，沙孟海等旧式文人在反右以后的处境，就开始有些微妙了。年，那时还是个小年轻的汪济英跟随沙孟海去溪口办事。在蒋介石故居丰镐房报本堂前，汪济英看到一副楹联：“报本尊亲是谓道德要道，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”，落款“瑞元敬书”（瑞元是蒋介石的族名），便随口说道：“蒋介石真封建！”沙孟海听后微微一笑：“这副对联是我作的。”这段掌故在后人看来，不乏幽默感，但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？沙孟海的这种小幽默应付寻常风波还行，真遇到大风暴却无济于事。很快，大风暴就来了，文气的武林路开始“武”起来。这一回，无论是老派文人，还是新文化工作者，全都无一幸免。经历过十年动乱岁月的人们，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。但探寻历史的细节，那些身处风暴中心的文化人，表现出的却是彼此迥异的心性、格局与人生态度。他们中，有的沉着机智，处变不惊，比如沙孟海。“文革”中，这位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隔离在文澜阁。有一天，来了二十多个造反派，人人手执腕口粗木棍，开口就找“沙孟海”。好心的职工将消息偷偷通报给他。不一会儿，沙孟海从走廊里出来，若无其事地，迤迤然，穿过剑拔弩张的人群。可怜无知的造反派有眼不识泰山，等到反应过来，沙孟海早已坐上7路公交车，消失在人海中。▲沙孟海与夫人包稚颐在龙游路寓所
有的则咬牙坚守人性的温存，比如刘云兰。年6月19日，这位浙江京剧团昔日的“头牌”在望湖宾馆过80岁生日。来贺寿的人中，有一位是盖叫天的孙女，“（她）说我曾经在‘文革’时，给过她们家帮助。唉，我那是报恩啊。”“年，国庆10周年，我们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演盖老自编自导的大型历史京剧《垓下之战》，盖老演霸王，我演虞姬。我那时30出头，盖老已是70开外了。”这是刘云兰与盖叫天仅有的一次同台，却让她感念终身，“没有盖老的提点，我和他同台不了”，就此种下了后来的因果。但也有最终没迈过那道坎的，比如丁九一家。暴风雨中，丁九自杀，其父病亡，而最让人唏嘘的还是他的儿子。据说该子并非天生痴傻，而是因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。其隔壁邻居和同班同学回忆，丁九的这个小儿子虽然智力偏弱，走路有点拐，但为人和善，偶尔还有些小机灵。丁九出事后，有次他去打酱油，被人打趣问道：你爸爸怎么样？他回答：小人不管大人事。可惜丁九死后，这个孩子被保姆带去萧山乡下，“后来听说从桥上掉河里淹死了”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人伦惨剧，令人痛惜。当然，受冲击的不只有个人，像群艺馆，“文革”中就彻底关了张。各家剧团因为承担着排演样板戏的任务，所以还勉强存续，但人员已流失大半。浙江越剧团里，张茵、金宝花、屠笑飞等老一辈骨干，大多受到冲击，靠边站了，仅剩下高佩等年轻一代还在坚持。而在歌舞剧团，大多数团员被下放到了机床厂、链条厂等各家工厂，只有极少部分人还留在文化系统，这中间就包括叶红红。那时，博物馆与文管会在外西湖合署办公，叶红红因而有幸结识了沙孟海、王士伦、牟永抗等来自环城西路20号的文物专家。一度，她寻思：舞蹈演员的职业生命不长，迟早要改行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，向这些行家们多学些文化。而老先生们呢，也乐于同这位新来的、没有派系背景、不摆架子的女舞者交往。那些年，叶红红时而跟黄涌泉学习字画鉴定，时而听朱伯谦讲授龙泉青瓷知识，甚至还到过良渚现场，同牟永抗、王明达等人一起挖掘古墓，只把个胆小的她吓得要命。叶红红这些年与自己专业差距甚远的专家交往，耳濡目染，建立了友情。有好几次，沙孟海病了，医院，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后来，但凡是叶红红开口帮人求字，沙孟海没有不答应的。甚至“浙江省群众艺术馆”的牌子，都是文化厅托叶红红去向沙孟海求来的。不过，叶红红跟随时间最长，正儿八经拜为师父的还要属王士伦。有约莫两年时间，王士伦背着照相机，带着叶红红，跑遍全省处文物保护单位，实地调查登记。一次来到六和塔，王士伦给她指出墙上所绘的飞天壁画，叶红红竟出了神，方才发觉，舞蹈其实也有很深的渊源和传统。▲老省文化局办公楼事与愿违，“文革”甫一结束，叶红红便被调往群艺馆，转行从事文物工作的念头，也由此锁进了时光的宝盒，成为人生的一段插曲。但这段难忘的经历，触发了叶红红学术萌芽，逐步走向舞蹈艺术的深处，最终成长转型为浙江省著名的舞蹈历史文化以及编排专家。“年，那是一个春天……”无数次，在电视或广播里听到这首曲子，金宝花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。因为正是在这一年，浙越一团恢复建制，金宝花出任团长。第二年8月，群艺馆也收到批文，正式复馆。冰冻了十年的浙江文艺舞台，开始重新焕发出生机。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，有两件事被写进了群艺馆的历史：一件是年创办《文化娱乐》杂志。这本刊物，名称虽然娱乐，而艺术含金量极高。封面常常是著名画家的作品。沙孟海先生在这里刊发了《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》，文章不长，言辞朴实，却把自己六十年书法学习的全部经历，娓娓道来，干货满满，让当时如饥似渴学习书法的城秘王叔以及书法爱好青年们，极受启发。▲城秘王叔心爱收藏的部分年、版《文化娱乐》至今崭新依然。
另一件是年翻建旧馆舍，新建了拥有个座位的小剧场。当年小剧场的火爆程度，就像现在的奥体“莲花碗”，建成交付的同时便举办了浙江省首届音乐舞蹈节，成为那个年代时髦男女的打卡场馆，并先后走出了白雪、鲍蓉、吕薇、杨庆、胡小娥等歌星。群艺馆真的群星闪耀。▲年落成的群艺馆办公楼与小剧场（摄于年11月）。图片由李云雷先生提供。
▲年，新建成的小剧场终于在省首届音舞节开幕时交付使用（摄于年9月）。
▲如今的小剧场，还在当初的位置。
▲新办公楼带喷水池的内院。图为省电视台与省群艺馆联合举办的夏季群众文艺系列“荧屏乘凉晚会”录制现场，主持人费敏在向观众介绍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（摄于年6月）。
而那些捱过冬天的武林文化人，也在此时，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第二春。回到龙游路15号的沙孟海，重写了灵隐寺的“大雄宝殿”匾额。年，杭州重修灵隐寺大雄宝殿，由浙江图书馆馆长，书法家张宗祥出面邀请有“海内榜书第一”美誉的沙孟海先生题写大殿匾额。王士伦看见正值壮年的沙孟海先生，以工匠刷墙的箬壳笔，在环城西路20号院子地上，铺满报纸写就。很多年后，王士伦跟儿子说起这段秘密，城秘王叔脑补很久沙先生这个潇洒勇猛的细节。当时匾额落款“沙文若”，后来，三个字被抹去。上世纪80年代，沙先生重新书写“大雄宝殿”署名沙孟海。弟子陈振濂后来在《沙孟海书法篆刻论》中曾分析过这一时期的沙孟海：“一切犹豫、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，都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。”▲左图：《文化娱乐》杂志创刊10周年时，沙孟海所题“喜闻乐见”。右图：年应浙江电影制片厂之邀，在西湖国宾馆拍摄《书法家沙孟海》书写的巨幅草书“龙”字。
当上团长的金宝花，不再登台唱戏，而是把更多精力花在发掘、培养新人上。其参与组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后来涌现了茅威涛等一批越剧中坚。而叶红红则转向了编导与教学工作，并参与编写了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·浙江卷》等书籍。闲不住的她，至今仍在忙碌。还有死里逃生的丁九夫人张育品，“文革”前，她是省文化局戏剧处处长，改革开放后她担任了省剧协副主席，也算是回归本行。虽然遂安路的浙江省文化局早就迁走，而浙江省文联依然在建德路，浙江省群众艺术馆改名为浙江省文化馆，其中不乏杰出的艺术家。当你在武林路的街巷中遇到那些气度不凡、目光如星的人们时，他们可能都是一些有故事的人们，沐风栉雨而来，依然青春不败。武林路的“明星”们，身影虽然远去，但他们赋予了武林路永远青春的气息，有这样一首歌可以唱给这条路听：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……▲群艺馆的李云雷，看了“城秘”的文章，才知道平时工作场地附近有个祖山寺，原来自己工作的地方那么有来头，便写了一幅书法补壁，“就当祖山寺就在这个地方吧。”这是一次文脉的接续。
《霓虹灯外》[美]卢汉超/山西人民出版社平民视角下的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。书中再现了拥挤不堪又充满生机的上海里弄家庭，呈现了商贩和收粪工的吆喝、购物和学堂的节律、男欢女爱和穷困苦难、房间和阁楼的布局，以及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影响、为何当时犯罪的普遍性。一个城市生存空间的状态一一呈现在眼前。▼点击下方链接看详情后台回复“读者群”可加入读者群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